关于中国道路的几个认识

第 25 期

zuozhe

作者简介

陈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兼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文献和当代理论研究、电视文献片撰稿。主要论著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毛泽东阅读史》、《大时代的脉络和记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世纪小平》、《速读新时代》、《陈晋自选集》等10余部。担任《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新中国》、《大国崛起》、《筑梦路上》等10余部大型电视文献片的总撰稿。著述和影视作品多次获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金鹰奖、电影华表奖等。

内容摘要

[ 摘 要 ]中国道路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突出强调走中国道路，是从目标、国情和世情等方面对现实需求和疑问的明确回应。可以从形态构成、宏观规定、基本要求、实践领域四个方面理解中国道路的内含。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其来有自，需要正确把握它的“前世今生”、历史逻辑和发展规律。走好中国道路，既要在认识和实践中树立自信，知道哪些路不能走，也要在改革开放中直面现实，处理好渐进和突破、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中国道路承载着中国梦前进，中国梦的形态是现代化，灵魂是社会主义，主体是民族复兴。

[ 关键词 ]中国道路；党的十八大；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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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道路在今天

道路是旗帜，是形象，是方向。人类社会总是沿着一定的路子向前发展，任何一项伟业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对道路的探索和选择，坚持和发展。

中国道路，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以来，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全国党代会报告标题，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题词突出出来，对中国道路的论述，都有标志性的拓展。

十八大报告的标题，“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鲜明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旗帜、形象和方向。报告还强调，“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突出道路问题的重要性。他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只有抓住这条主线，“才能把党的十八大精神学得更加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贯彻得更加自觉”；他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要求全党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他在中央党校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讲话中又说，“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在十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和落脚点。

在当今中国，我们党如此强调中国道路，与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与不变，重要战略机遇期内含和条件的变与不变有关。如何理解变与不变，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大文章。这里只拎出下面三点来说明，我们党突出强调中国道路，事实上是对现实需要的明确回应。

第一，从中国道路的阶段性目标来看。

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30年前对历史、对人民、对民族的郑重承诺，现在只剩8年时间了。十八大报告把过去常用的“建设”改为“建成”，在标题和主题中，都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关键词，并对实现这个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为了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迫性和压力。“建成”的标准，也远不只是经济数字上的“两个翻番”。越接近目标，人民群众对经济收入、文化生活、政治权益、社会公平和生态安全各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对小康社会的要求越来越具体和丰富。对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党来说，就像跑马拉松一样，最考验意志和毅力的，是最后一段路程。“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接近小康目标，压力越沉重，步子越艰难，尤其需要凝聚力量，走稳路子，防止折腾。现在人们在热议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讲的一个道理是，社会翻船常常发生在人们生活处境开始变好，而执政者在改革中对新的社会需求处置不当的时候。这样，走什么路，如何坚持和发展业已证明有效的中国道路，才不辜负人民对未来的新期待，稳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这个紧要的问题，便引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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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中国道路攻坚克难的现实需要来看。

从没有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展如此之快。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把中国带到了一个没有先例可循的位置。中国道路的主要开创者邓小平，在晚年就预见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我们不再拥有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从容处理社会需求和矛盾的时间，改革发展的复杂性也非往日可比，特别是利益格局的多样化和分化趋势明显，甚至出现“利益固化”现象；人们对改革发展的诉求和预期日渐多样，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日渐增多；凝聚改革共识，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比过去更难了。好比越剧《西厢记》里的一段唱词：“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目前，我们的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期，发展中又面临急需解决不平衡、不协调、难持续的问题。凡此等等，怎么办？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继续前进，必须要有共识，而且要花大力气，才能凝聚共识。凝聚共识，当然不是像1978年那样“在路口”的争论和选择，不是为了重新选择道路方向，而是为了更好地“在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所谓共识，就是思想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在当今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理想”，就是思想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更是当代中国攻坚克难最为需要的旗帜、形象和方向。方向决定成败，只有凝聚中国道路这个共识，坚持这个方向，才能够稳妥解决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才能够有定力排除各方干扰，形成合力，扎实地前进。

第三，从中国道路和当今世情的关系来看。

中国道路在30多年形成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各种风险和考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被西方宣布“不战而胜”、“历史终结”的压力中，在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西亚北非的乱局中，一些国家被难倒，被翻倒了，中国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并且发展得更好。中国道路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很明显，有的国家政治和社会走向也出现了不确定性。在一些国家反思、总结自己走的路子时，中国道路的影响力也显现出来，以至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2011 年6月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自己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便是西方世界喜欢讨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原因。西方一向期望按他们的模式来塑造发展中国家，现在多少觉得，可能确实存在中国道路这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道路。但在讨论中，不少人对中国道路有误解，有怀疑。有的发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的“捧杀”中国道路而导致“威胁论”，有的“棒杀”中国道路而喊出“崩溃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需要亮明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的态度，还有必要自信地把中国道路的特点和内含清楚地宣示出来。

在风险和机遇中前进的中国，清楚地知道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走这条路，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我们保持定力，认认真真地去解决原有的问题和势必会继续出现的新问题，遇到再大的难题也不动摇意志，改弦易辙。要说大局，这就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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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道路是什么

中国道路，是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千差万别。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曾是很有影响的模式。越南、朝鲜、老挝、古巴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其道路也各有不同。在欧洲政坛，至今还有势头不减的社会民主主义（有时叫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90多个民族独立国家中，约有半数先后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由此出现各种民族社会主义道路。非洲相继出现“阿拉伯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印第安社会主义”至今还有影响。在理论上，国外还有许多没有执政的共产党和“新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也都各有其社会主义观。中国搞社会主义，曾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吃过苦头，才走出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拥有鲜明区别的道路。它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中国道路根植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适应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理想，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回答了在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资源这么贫乏，发展这么不平衡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关于中国道路的具体内容和特点，从 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党的重要文献，便根据改革开放实践提供的新经验，不断进行总结和概括。和以前的文献比较起来，十八大的总结和概括，更集中、更系统、更完整了，在不少方面作出了理论创新。据此，我们大体可从以下四个角度，来概括和理解中国道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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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从形态构成讲，中国道路是途径、理论和制度三种形态，在实践中有机统一。

 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称。作为中国道路构成形态之一的具体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在基本路线上延伸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这五大建设途径等。中国道路的理论形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结晶，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先后把它们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道路的行动指南。中国道路的制度形态，包括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的体制，它们是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根本保证。

 科学的和有生命力的道路，总会在途径、理论、制度三种形态上落实和显现，并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否则，它可能只是一种解释世界而不能改造世界的学说，或者是一种灵机构想但却未必成功的实验。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道路的途径、理论和制度“统一于实践”，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表明三种形态不会单独形成，而是互为表里，互为印证，相互促进的。同时也说明，中国道路不是在屋子里琢磨出来的，也不是“论战”中“憋”出来的，而是在实践探索中干出来，和逐步完善起来的。中国道路能够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自觉地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用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把成功的和成熟的实践确定为制度。中国道路的特色和品格就在这里，中国道路的科学性和深刻性在这里，中国道路在中国之所以管用，特别有效率，之所以对全党有凝聚力，对全社会有吸引力，原因也在这里。

第二，从宏观规定讲，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总”，着墨不多，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道路的真谛和要义。所谓总依据，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它是中国道路的出发点。没有出发点，就没有依据去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道路。毛泽东当年如果不弄清、不牢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也不会鲜明确立新民主主义道路，今天，我们也必须牢记国情，牢记出发点，才不会动摇走中国道路的决心。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就是为了这个；所谓总布局，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整体推进。提出这个总布局，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意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地推进各方面、各领域的工作；所谓总任务，就是中国道路的目标方向，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是中国道路的应有之义，简明扼要地指明，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主要做什么，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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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基本要求讲，中国道路有八个方面必须坚持的内容。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这“八个坚持”，是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被确定为走中国道路夺取新胜利的基本要求。所谓基本要求，事实上是对中国道路内容的又一种概括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中国道路的思考和概括，先后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党的基本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总结了中国道路的新鲜经验，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内社会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各个方面，体现了中国道路最本质的内容和最鲜明的特点，既是对党内外、国内外关注中国道路时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中国道路前进规律、途径和方向的具体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基本要求和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一起，是中国道路中管全局、管方向、管长远的内容。

第四，从实践领域讲，中国道路是一个体系，由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若干具体道路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诸多具体道路构成的我国发展的总道路。全面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在实践工作领域，必然延伸出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具体道路。十七大报告就曾概括出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等。根据十八大报告，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以实现更广泛、更充分、更健全的人民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软实力，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的文化发展道路；以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道路；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此外，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方面，在推进祖国统一方面，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在党的建设方面，所走的路子，十八大报告都有具体论述和新的要求，特别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上讲，突出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上诸多方面的道路下面，还有一些具体层面的道路内容。例如，在经济方面，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道路，以及科学技术上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方面，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在国际关系方面，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党的建设方面，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等等。

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具体道路，是对中国道路实现途径的细化、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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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道路从哪里来

人们对道路的探索和选择，不会是随意而为，道路更不会凭空而来，它总是和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政治演进和人民诉求紧密相连。归根到底，被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道路，都是为解决其国家面临的根本历史课题，它一头连接着国情，一头连接着理想。

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其来有自。

第一，中国道路的开创和发展，直接源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如果不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如果不推进改革开放这个伟大实践，如果不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根本目标，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开创，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奋力推进，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持和发展，才走出今天的壮景。这个论断，是十七大报告以来重要文献的一贯表述。其意义在于，确认了中国道路有其开创性的标志，即我们常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其现实的实践依据，即我们常说的“改革开放”；有其明确的主题内含，即我们常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其阶段性的前进过程，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成功开创”、两个世纪之交的“成功推进”和新世纪新阶段的“成功坚持和发展”。这个论断，是对30多年来中国道路开创和发展过程情形及其特点的简洁概括。

第二，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拯救和发展中国的先进道路逐步演进的根本成果。

开创中国道路之前，历史不会是一片空白，道路总会有“源头”征兆。十八大报告说，中国道路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来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即已鲜明回答了中国道路其来有自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的讲话中，进一步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宕起伏命运变化角度，讲了“三个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必须坚持走下去；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这“三个牢记”，既体现了17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命运变化的历史真谛，又揭示了中国道路何以出现，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把中国道路放到近代以来特别是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大背景中去看它的由来，体现了我们党浓郁而敏锐的历史感。所谓历史感，就是科学掌握历史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地走向未来。

中国道路其来有自，还指它有着历史的承续和承载，是在前人探索的路子基础上开创出来的。

在中国道路形成以前，为拯救和发展中国，中国先进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为道路的问题，先后作了两次选择，使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前进，我们党创造性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才有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前提和基础。为了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党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次探索，最终才形成了中国道路。

党的十五大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列为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人，他们的特殊贡献，恰恰在于分别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实践和探索了先进道路。从三民主义道路到新民主主义道路，从新民主主义道路到社会主义道路，从实践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位伟人都是从前一代人那里汲取了经验智慧，并且看到了前一条道路的不足，而后创新发展，实现历史性的飞跃。说中国道路是几代人“奋斗、创造和积累的根本成就”，真实含义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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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道路奠基于改革开放前 30 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离开创中国道路时间最近，关系最密，影响最大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左右的历史时期，当然不能混为一谈。在对国情和世情的判断上，在探索道路的方式和具体政策上，在工作中心和实际工作内容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有很大差别。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开始是照搬苏联模式，带来很多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没有解决好”，是指在探索中经历了从正确到正确中有失误，从正确与失误交叉前行，到发生全局性和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的曲折，因而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不管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实践，对中国道路来说，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承续和承载。对此，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毛泽东那一代人为中国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论断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增加“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些表述，很有分量，很具体。

什么是“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主要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理论准备”有哪些？不仅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还有：对一穷二白的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把国家建设好大概要一百年这个最大国情和历史方位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判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论述；“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和做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主张；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等等。关于“物质基础”，则包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和“两弹一星”等各方面的建设成就。以上，都属于十八大报告说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至于“宝贵经验”，既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的许多正确有效的做法，也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经验。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为中国道路的开创，积累了必不可少的直接有用的资源。如果没有此前奠定的政治前提，没有从干部到制度、从实践到理论、从物质到精神的基础准备，改革开放就很难推进，就不会有中国道路的出现。出现了，也不一定坚持得住，发展得好。

关于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演进特点，邓小平在1980年主持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说得很清楚：“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概括起来实际就是四层意思：在开创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做的事情，一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提出来、设想过但没有去做的事情做起来；二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做错的事情改正过来；三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做得不够好，但总体上还可以去做的事情进一步完善起来；四是做毛泽东那一代人没有遇到过的新事情。这四层意思，具体地回答了中国道路是怎样起步的，同时也说明，20世纪70 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在他们选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新，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由毛泽东那一代人奠定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开放的。

第四，中国道路的本质灵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没有主义，如果这个主义不科学，道路就没有灵魂。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支撑它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下的重要定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个论断，鲜明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说中国道路其来有自，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原则有其思想来源，有其传承的“道统”。社会主义思潮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实践探索，经历了好几个时间段。其中的“道”，就是内容逻辑，主要指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谓“统”，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主要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几个阶段的形成发展。正是从“道统”的角度，我们一直强调，中国道路的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发展。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就改变了方向”。改变了方向，是因为树立了社会主义这个新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中国政坛上有300多个政党，却单单是中国共产党搞成功了，说明这个新方向符合中国社会的要求，是对头的。中国道路，就是沿着社会主义这个新方向不断前进的结果。

从实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飞跃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没有变，理论基础没有变。改革开放不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推倒重来，而是一个辩证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认识更清楚了，而且越来越清楚；实践上更有成效了，而且成效越来越明显。不论中国道路怎么发展，都是社会主义不断在更高形式上走向成熟和完善，都是更好地做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历史是一条通道，现实由此而来。

弄清楚中国道路从哪里来，正确理解中国道路的“前世今生”和历史逻辑，正确把握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结论就是：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成果绝不能丢失，实践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就绝不能否定，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绝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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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道路怎么走

走好中国道路，其实就是一句话：牢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问题无非两个：

怎样坚持，怎样发展。

第一，关于怎样坚持。

十八大报告标题突显了“坚定不移”四个字，正文中“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也是指坚持说的。中国道路事实上成为最高意义上的党和国家意志，怎样才能做到对党和国家意志的牢固坚持呢？有两点很明确。

一是在认识和实践中树立自信。

十八大报告提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树立自信，既要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来认识和承认中国道路给中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进步这个基本事实，也要清楚中国道路总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在“三个自信”中，树立制度自信，最为关键。走中国道路，在任何方面的进步和完善，最终都应该落实到制度建设上面；任何方面的动摇，最终都可能反映在制度上的动摇。现在西方一些人谈论中国道路，往往把社会制度和经济成就分割开来，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好，但不认可中国的制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制度保证，要让中国经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快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走中国道路的根本保证，如果对制度没有自信或信念不坚定，如果对制度不持敬畏之心甚至任意践踏，其保证作用很难发挥，对人们走中国道路的信心会带来根本性的伤害。

懂得远比知道重要。所谓自信，来自道路的科学性及其魅力，来自人们对道路科学性的真正了解和懂得。在懂不懂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还是反复讲的那个道理：真学才会真懂，真懂才会真信，真信才会真实行，真实行才会真有效。真有效了，道路的魅力韵味就出来了，自信就有了，牢固了。要坚持好中国道路，内在逻辑大体如此。

自信还是不自信，也不光是关起门来的自我判断，也不只是跟自己以前的道路相比如何。我们沿中国道路前行，已经过了这个阶段。要敢于和国外比，敢于和现在比，也要敢于比未来。中国当然还存在不少问题，每个国家都存在问题，不同的阶段存在不同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会带来新的问题。因此，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能不能在这条道路上不断解决问题。中国道路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世界瞩目，中国道路为世界发展注入越来越多的正能量，也让世界瞩目。只要我们沿中国道路走下去，让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势再巩固一些年，让对中国总体有利的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再持续一些年，有关中国道路的种种误解、曲解乃至恶解，势必将逐渐淡去或是不攻自破。那时，中国道路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正确评价。

二是知道哪些路子不能走。

坚持走好中国道路，不仅对中国道路“是什么”要有认识上的自觉和自信，还要清楚哪些路是不能走的。党的十八大再次重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为了突出坚持走中国道路这个要求。

 “老路”和“邪路”，是过去经常讲的指意明确的一个比喻。不走“老路”，不是说对过去的探索都不尊重，而是说，实践已经证明，过去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以及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所以才通过改革开创出新路。不走“邪路”，不是说，对外国各种道路中好的东西不尊重，不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了，我们的改革不前进了；而是说，各个国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只有一条，换句话说，中国道路是有原则、有方向的，在改革开放中，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不能用其他什么方向来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个方向。比如，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的完全按劳分配制度，也不能实行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按资分配制度，而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不搞平均主义，不同社会成员的收入不可能没有差距，但不能差距过大，更不能两极分化。党的十八大关于中国道路的概括中，强化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说明我们党越来越重视收入分配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同时也说明，要不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要不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绝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的改革是不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总之，不走“邪路”、“老路”的具体含义，就是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同时，要自觉纠正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不走“老路”和“邪路”，都突出了对中国道路的牢牢坚持，并要求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二者互为依托，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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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怎样发展。

中国道路不是僵化的模式，对中国道路最好的坚持，就是与时俱进地发展。发展中国道路的最大动力，是在实践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当然也是发展中国道路的关键一招。尽管现在推进改革矛盾多，难度大，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所说，“不改不行。我们要拿出勇气，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推动中国道路往前发展，人们从不同角度，都会认为有当务之急，诸如民生，法治，公平，生态，收入差距，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反腐倡廉，周边事态，等等。站的角度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答案自然不同。这就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作出战略判断，确立主攻方向，推出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很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各领域体制改革的统筹设计。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意也在此。“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怎样推进和发展，各实践领域的具体道路怎么走，各有着力点、突破点。比如，在经济领域，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的关键是提高质量和效益。在文化领域，关键是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国道路的文化软实力。但从总体上说，要走好中国道路，从制度、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建设入手，无疑最为关键。一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积累，中国道路在前进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不少方面已有规律可循，为一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条件；二是因为，如果各种制度、体制、机制仍然不协调配套，势必出现相互牵扯甚至内耗，进而影响总体改革和发展成果；三是因为，我们既面临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的问题，也面临如何切实遵循和敬畏制度的问题，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做到用制度管权，靠制度办事的问题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走中国道路，我们曾经拥有人口红利，长期拥有改革红利，再进一步，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路子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收获，势必带来更大的制度红利。

邓小平在1992年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邓小平说的30 年，已经过去了20年。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对中国道路在制度形态上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政治发展道路方面，党的十八大还就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协商民主制度等作了安排。在我们的制度体系中，原本有政治协商的传统，从20 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党把协商和选举并列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近年来，又明确了协商民主这个概念，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将其作为一种制度，并要求落实到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各个方面。这些部署，广泛、多层地扩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含，无疑将成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发展中国道路的着力点。还有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协调改革，更是一篇大文章。

推动中国道路往前发展，不仅要有轰轰烈烈的突破和转折，更需要渐进式的改进、完善和积累。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下决心干，争取有所突破，早有成效。对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有所突破的改革，则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摸着石头过河。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中国道路的创新发展，有自己的风格，这就是，从“先易后难”的务实主义，再到“攻坚克难”的现实主义，要避免陷入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浪漫主义。抬头看远方，需要理想情怀，才不会失去目标方向；埋头走路，需要现实主义，才不会跌跟头。务实和现实的改革，既直面改革的难点和焦点，又强调改革的渐进过程，而不是期望短期内就能够把想解决的难题都做完，也不是渲染还没有条件去做的事情以作画饼，更不幻想拿花样翻新的口号，来说明中国道路的发展如何风光。

突破性改革总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基础的。比如，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后在两年徘徊中前进的渐进变化，就不可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没有20 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取向的渐进式改革，如果不经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阶段，就不会在1992年来一个大突破，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过去我们只强调公有制经济，1997年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经过近20年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才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这就叫积小成为大成。

当然，摸着石头过河，绝不是狗熊掰棒子，瞎抓一气，不知所得，而主要是摸规律，摸重点，摸突破口。这就需要善于总结经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推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在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式中，不是分离的，而是互相促进的。

总之，坚持和发展，在走好中国道路的实践中，是统一的。统一的途径，在于实践，在于实践提出的问题。统一的效果，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看解决问题的效果。统一的方式，还是邓小平说的那四句话：对的要坚持，不足的加把劲，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就是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式，也是怎样才能走好中国道路的历史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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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道路与“中国梦”

 中国道路承载着“中国梦”前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道路到哪里去？拥抱“中国梦”！

“中国梦”就是现代化之梦，社会主义之梦，民族复兴之梦。这三个含义，在十八大报告中表述得很清楚。中国道路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道路的现状是：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中国道路的前景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中国梦”的三种含义里，现代化是形态，社会主义是灵魂，民族复兴是主体。

为了寻梦，就必须寻路。

中国道路从来连接着“中国梦”，“中国梦”本就是中国道路的应有之义。“中国梦”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处境刺激出来的。没有衰落的低谷，就没有在沉沦中崛起的梦想。负责任地构想未来，必然解决走什么路，才可能接近和实现梦想的问题。在更多的情况下，梦想未来、提出目标比较容易，选择走什么路反倒艰难万分，往往要经过曲曲折折的实践探索，才可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反过来说，道路总是承载着信仰，没有崇高信仰的道路，很容易滑向机会主义，终难走出一片明朗的天地。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梦”不同，“路”必不同；“路”不同，“梦”亦将不同。只有“路”和“梦”的紧密结合，才会使“梦”深刻地承载历史，让“路”正确地对接未来。说中国道路寄托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就是这个意思。

在探索积累和开创发展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现代化之梦、社会主义之梦、民族复兴之梦的追求。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找到的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民生主义道路。其中，民族独立是民族复兴的前提，民主主义则是现代化的基本诉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求“均富”的民生主义，很接近社会主义理想。

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道路，目标之一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使国家复兴”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 ，这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目标之二，就是他说的，“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 ，进而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是民族复兴在现代化方面的体现；目标之三，是大家都熟悉的，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民族复兴的灵魂。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毛泽东再次探索道路问题，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对这条道路的目标，毛泽东设想的精要是，让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民族复兴也不光是自己站起来，强起来，到21 世纪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

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开创中国道路，一开始就自觉地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1984年，他确切地讲，“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1987年，针对“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这个现象，邓小平明确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可见，“中国梦”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含义，在中国道路的开创过程中，一开始就是不能割裂的。到十五大，我们党正式把中国道路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概念对接起来。十六大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把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之“梦”，从此前的“富强民主文明”扩展描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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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诱人，但绝不虚幻。

在中国道路的探索积累和开创发展过程中，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不仅始终作为目标存在，而且始终是具体的，是由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目标连接起来的。比如，关于中国道路的现代化之“梦”，围绕“小康”这个阶段性目标，我们先后经历了从解决温饱到小康水平，从小康生活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阶段到又一个阶段的实践行程。以后，我们还要经历从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衔接和实践。以上不同的目标概念，语境不同，内含也不一样，但都反映了“中国梦”所经历的阶段性特征。到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时候，大体就可以称得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到那时，已经发展到新的境界的中国，不仅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道路也会为人类的共同价值添加更多的资源和标记。

中国道路是着眼于现实，面向未来，催人奋进的复兴大道，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和永续奋斗。走“中国路”，圆“中国梦”，无疑是当代中国最耀眼的时代主题！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4《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5《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6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8《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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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

图文排版|思想先声编辑部

风景图|转自“大有公社”微信公众号